深化改革离不开现代经济学理论

改革攻坚时刻尤需理论自觉。12月4日，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长江商学院教授许成钢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奖，以表彰他们对“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机制”的研究中做出的贡献。这是两位学者的光荣，也是对所有为中国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的中国学者的嘉奖。中国经济学发展和经济学家成长得益于改革开放，经济学家是改革开放进程的有力推动者，全面深化改革也离不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指引。　　中国改革开放有着双重任务：从落后经济体进入新兴发展国家行列，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迄今的成绩单堪称优秀，GDP已居全球第二。两位获奖者正是这个时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们和世界一流学者合作、切磋，在国际上的转型经济学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如今再获中国经济学奖，可谓名至实归。这一奖项首次颁发，便关注运用现代经济学前沿理论研究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这必将鞭策经济学者对于中国真实问题的研究，也可提升全社会对于经济学研究重要性的认知。　　是否自觉运用现代经济学，改革效果是迥然不同的。上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不久便暴露出重重弊端，而其时“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总是不触及资源配置方式，而企图用向地方政府分权的办法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结果只能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最终国民经济濒于崩溃。　　改革开放后，人们对改革方向也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从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1992年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改革的进步是政治家审时度势、高超决策的结果，也是现代经济学日益自觉运用的过程。愈来愈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运用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推动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制度层面上的整体突破。至今被人追念的1985年“巴山轮会议”、1994年京伦会议等均是在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为进一步推动改革提供了真知灼见。　　年轻一代学者功不可没，钱颖一和许成钢是其中佼佼者。他们早年经受过艰苦磨练，了解社会现实，后留学和执教于国际知名学府，受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具有深厚的专业学养，且极富理论勇气。他们运用当时处于经济学前沿的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合同理论，合作或独力对中国转轨经济中作用于政府和企业激励机制开展了开创性研究。例如，他们通过对“M-型”（Multiple-division form）和“U-型”(Unitary form)组织形式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许成钢将驱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官员激励机制称为“分权式威权制”，即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把大量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下放给地方政府，引诱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排序竞争）。钱颖一等人提出的“财政联邦制”（fiscal federalism）理论框架也有相近旨趣。“软预算约束”是他们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扭曲的分析利器。 此外，两位学者还在传播经济学常识上不遗余力。正是通过钱颖一，“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有限政府、有效政府等重要概念广为人知。他们对于市场与法治关系的精辟阐述也引人深思。　　改革开放成就有目共睹，未来挑战依然艰巨。目前，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困难和风险增多，有不少难题需要探索。既得利益羁绊固然是改革进展不畅的首要原因，理论上的模糊甚至倒退也不可忽视。重视钱颖一、许成钢以及众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改革的理论研究成果，有助于人们认识问题所在，寻找答案。　　应当如何对待现代经济学？这是一个老问题，却至今未获圆满解决。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士认为，它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可以借鉴，然而，作为理论体系要予以否定。也有人以“中国特殊”为由否认理论的作用，或认为“摸着石头过河”才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其实，中国诚然有特殊历史与现实，但其发展并未因此便离开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此外，“摸石头”是改革开放初获成功的重要经验，而若无正确理论指导提升，便会陷入经验主义。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演变逐步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于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当前，新一轮改革难题亟待突破，仍然需要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引。政府官员尤其要力戒对经济学理论的轻视和虚无态度。经济学家应重视基本问题研究，从实质上而非表象上理解和解释经济现象。中国欲完成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体制转轨的历史任务，需要老一辈学者老骥伏枥，需要正值盛年的学者全力拼搏，也有待接受过更好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年轻学者继往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