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保护决定经济转型成败

产权保护再次进入最高决策议程。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意见》），从十个方面提出产权保护措施。这是一桩大事。当前中国面对紧迫的经济挑战，没有严格有效的产权保护，经济增长模式转换必是转而难换、行之不远。《意见》问世正当其时，令人为之一振。　　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它同契约自由和公平竞争一道，催生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繁荣。改革开放也是一部不断强化产权保护的历史。2004年“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入宪，2007年《物权法》实施，堪称中国产权保护的两大“里程碑”。多年来，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产权保护，相关法规逐渐完善，相关意识渐入人心。　　然而，侵犯产权的案例依然屡见不鲜，尤其是对民营企业家财产的侵夺，施暴者主要是公权私用的各级官员。在个别地方，为了实现对企业家财产的侵夺，威胁、构陷、殴打、绑架，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动用公权力令企业家致残致死，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我们也不应忘记，就在几年前，仍有地方以“打黑”为名，肆意侵夺企业家财产，在民粹修辞下对企业家滥施迫害。一些倒行逆施至今未有清算。如今，在经济增速下滑背景下，一些民营企业的资产外移再度引发人们关注，“有恒产无恒心”现象出现，显然与产权担忧直接相关。　　这种局面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极为有害。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靠政府主导大规模投资拉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早已不可持续，转向高效的集约化发展已成共识。通过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创新，促进与科学相关的技术在国民经济各领域中的运用，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运用信息通信技术，开辟新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方方面面所涉工程艰巨而繁复。而顺利推进转型，靠的是企业家精神发扬光大，有效的产权保护正是重要前提。离开对企业家个人财产的保护，离开对公司产权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企业家就不会有稳定的预期。这种不确定性是对储蓄行为和创新活动的沉重打击，只会鼓动人们把财富尽快消费掉，而不是投资和研发。此间道理至简，《意见》称，“产权保护有利于增强各类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动力”，可谓精当。保护产权与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假如将2005年和2010年的“非公36条”视为引导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条规，那么，此次重塑安全感的产权保护则类似保底条规。　　可以说，对产权保护的主要关切和忧虑，在《意见》中均得到了有力回应。特别是对于纠缠多年的所谓“原罪”问题，《意见》指出，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这为企业家们服下了一颗及时的“定心丸”。　　《意见》还规范了涉案财产处置的法律程序。其中阐述，例如，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不利影响。要严格区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严格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家庭成员财产，完善涉案财物管理和处置制度——这些都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一桩莫须有官司整垮一家企业的惨痛往事不应重现。　　《意见》提出，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并依法予以纠正并赔偿当事人的损失。在这方面，急需类似呼格案的标志性案例。一个案例的说服力大于一打文件。产权纠纷案的平反无疑阻力更大，但不能成为不作为的借口。近年来，有些地方的产权冤案静悄悄地平反。这当然强于推诿不办，但是，“只做不说”有违公平正义，无法抚慰受害者，也无力惩戒责任人。许多久拖未决的案子，究竟是不是冤案，也应当尽快有个明确结论。　　加强产权保护，根本之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键是“把权力关进笼子”。为此，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尤其需要指出，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处理好与产权有关的经济纠纷，是重塑司法机关公信力的一次契机。　　产权保护意义重大而挑战常在，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此次最高决策层重申这一基本道理，态度坚决而且措施周全，显然是有备而为、有的放矢。近期，这关乎经济走出困局、创新转型；长期，这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意见》有了，重在实施。